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贮贝器，其中一个人背着一只火腿，为研究云腿的腌制史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。

云南青铜房屋铸型，栏杆上有两只火腿，下面是成群的牛、羊、猪。

从雕铸火腿来看，修割得非常整齐，从形状特征来看，就是典型的乌金猪火腿。

在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上，出现许多火腿的雕铸图形，房屋造型的铜器上有的铸有挂着的火腿，有的在栏杆上铸有摆着的火腿，而且样子跟现在腌制时精心修整过的一样。其中，1957年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了一件器物，笔者认为从图中人物装束配饰、社会构成、交通工具等方面综合分析，应为少数民族为滇王上贡的场景。其中一个人背负一背箩，箩带系于额前，箩内置一猪腿。同期挖掘到著名的滇王印，可知其时在汉武帝时期，大约在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至元封六年（公元前105年）之间。

当时进贡的火腿是否是经过腌制的呢？笔者认为，是经过腌制的。笫一，新鲜火腿在气候偏暖的云南，即使是隆冬季节，如果不进行腌制，可能无法保证不出现臭味。第二，如果不进行腌制，就没必要进行精心的切割修整，从所铸图形来看，无论是挂着的还是摆着的，每只火腿都进行过认真修整，而且都是琵琶形状，跟现在人们修整过的火腿并无多少区别。第三，这些纳贡者，据张增祺同志考证，既不是汉族人，也不是濮人，可能是羌人、叟人及尚无法确定族属的其他少数民族，都是一些独立的民族实体，须向滇王纳贡。而且这些民族居住地距古滇国都城也不会太近，因为都城周围的部落大部分已被滇国所降，纳入了滇国的直接统治，不须向滇王纳贡。由于古代云南道路崎岖艰险，上贡者也不可能选择冰天雪地时节去上贡，加之人背马驮，所耗时间可能不是三五天，如果带鲜腿去上贡，到都城必然已是腐臭变质，不但达不到纳贡的目的，反而会因欺君、辱君而遭至杀头，族人也将遭灭顶之灾，滇王也不会将其雕铸在贮贝器上，以示荣耀。笫四，只要细心地经历过宰杀生猪的人都知道，刚宰杀的猪腿处于新鲜时，若采用垂直背，则会整体下垂，坠在一起，腿部不会是直的，而雕铸图形的火腿腿部则是直的，正如经过腌制定型处理过一样。而其蹄子则已呈弯曲状，蹄子自然冷后是直的，除非加工过程使其弯曲。笫五，如果人背鲜火腿上贡，对朝庭的影响不大，印象不深，就不会铸在铜器上（上贡鲜腿不如直接上贡活猪）。从以上分析，可知其所背负的火腿必定是已经经过腌制加工并精心挑选的火腿。由此可推测，云南人腌制火腿的历史可能已有2000多年了，其腌制甚至可能早于中原，只是没有文字记载而已。

宣威火腿形似琵琶，又被称为“琵琶腿”。但“琵琶猪”的称呼则古已有之。乾隆年间，在云南禄劝、元谋等地任职、教书达二十年之久的檀萃在《滇海虞衡志》中记载：“蛮俗养豕至多，未有囚而豢于室者，故其产益蕃……巨者乃数百斤，割即腊之为琵琶形，奏琵琶猪。蛮女争负而贸于客，此丽江之俗也。”丽江腌制的“琵琶猪”却不是火腿，而是整个地将猪内脏清除洗净制成。清乾隆年间在云南任职的张泓在《滇南新语》里说：“琵琶猪。取猪重百余斤者，去足刳肠胃，剔诸骨，大石压之，薄膩若明珀，形类琵琶，因名琵琶猪。丽江女子挟以贸，远望若浔阳商妇也。”

此时宣威火腿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，但也可找到一些间接的记录。民国罗养儒所著《云南掌故》中有一文《纪百余年前昆明之繁盛》，文章主要是记叙其外祖母（生于嘉庆六年1801年，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）的讲述而作，在道光年间“七钱银可买一百三十斤，一只（支）宣威火腿，重不够十斤者，值不上五钱银。”

《宣威州乡土志》：“黄四岳，汉军正红旗举人，乾隆间三任州事……宣威认销黑盐，胥吏饱其欲壑。然而挽杂灰土，沿户压卖。或赂以财，则移而之他。四岳按年请领，平价归商，民甚赖之。”《宣威州志》（道光本）：“黄四岳，汉军正红旗举人，乾隆末三任州事……历十五年，初终如一，铜运官盐，经公调剂，宣民实利赖之。”宣威举人朱光鼎《名宦黄公四岳敘略》：“官盐者，迤东所领销黑井盐也。”从中可看出，黑盐在宣威畅销，宣威大量认销黑盐井的黑盐，为什么会大量认销这当时人们普遍不喜欢食用的多含杂质的黑盐呢，原因就应该是宣威火腿最适宜用黑盐腌制，故人们大量使用它腌制火腿。而且在“四岳按年请领，平价归商”之前，其中很多黑盐是“挽杂灰土”，这显然已无法食用，但奸商还能“沿户压卖”，也说明人们买之腌制火腿。

《宣威州志补》（光绪本）之《食货之属》里记载：“火腿，宣威腌腿，亦负盛名，可与浙江之金华并驱。”遗憾的是作于光绪年间的《滇系》也沿用《滇海虞衡志》的记载，未作更宽更细的调查，而此时的宣威火腿已在相当宽的范围内销售且有相当大的名气，并引起了跟随丈夫宦游的才女曾懿的重视，著入其书《中馈录》中，并且特地列在第一篇。云腿的腌制可能在清朝之前便在全省很多地方进行，只是不见记载于清朝之前的典籍而已。